各国法典多脱不了宗教思想的羁绊，独中国的法典不同，古代虽有神道设教，但都是帝王籍此威胁人民的。
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拿。辽设按察诸道巡狱使，分路按察刑狱。
②凡治市之货贿六畜珍异，无者则使有，利者则使阜，若有害及侈靡之物，则抑其价而却之，③凡货贿通行，凭玺节以出入。李唐一代，以治刑法著名之学者，凡二十八家。与律文并计，都为八百四十条也。司市评论物价不平者有刑。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劳动者不得食之社会主义的条件，尤为我国法律精神所独具。
周代法律之公布，及昭示人民之方法，极为精密，《天官·大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悬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故一切政治，必以福利民众为其指归。地方官员,或首长,拥有全权-掌管司法、收税,履行着行政官员、主教、道德导师及监察官的职责。
6.通常原则的另外一个推论就是,帝国的法典(除去纯粹行政管理组织的之外)在形态上说是一部刑法典。毫不妥协地坚持原则,对自己应得利益的坚决主张，几乎像粗俗的身体争斗一样应受指责。它会误导那些西方学生，他们没有意识到每个重要的官方行为或措施实际上或多或少都间接地受到民意的控制。结果在一般情况下,它寻求一条中间道路,绝好的中庸之道，一个能够保住面子的折衷方案,在不同意见之间通过调停达到和解。
道德的压力和理性的约束，应该比严格的法律上的权利更具支配力。这种与西方如此之不同的生活哲学,导致了在所有法律和审判方面的个性特征。
结果在大量的证据下证明果真如此。他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不管其内在道德性质如何,单单因为掌握政治权力的人的宣告,同一个行为就可以是被允许的和被禁止的,好的或坏的,公平的或不公平的。后者很快被逮捕并与指控他们的人对证;但是,地方治安法官以近乎无理的草率驳回了对他们的指控,而且宣布他认为是这个仆役拿走了钱并且自伤。皮尔拉一伙人被误认为海盗而被逮捕,他们进行了反抗,因而造成一些中国人死亡。
1.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它们强有力的宗族和家庭组织,在这方面只有犹太人能与之相提并论(比如,中国的法律区分了101种不同的亲属关系),还应归因于由此而引起的保守性,这已经被一些观察者误称为停滞。从上述的特性可以看出,总体的正式立法很大程度上在法律体系中不是扮演像在西方那样的相同角色。这是把情理的约束运用到立法之中。法律被当作掌握在仁慈且富有经验的统治者手中的后备工具。
单个人统治的观念是中国人具有的第二个天性;以至于当公元1795年荷兰共和国的使节访问北京时,主人们对于听到还存在共和国这样一个政治怪物感到十分的讶异。这种好的执行方式,在法官听取证词和查验证据时周围一直有许多人,这种程序不能弄虚作假,像有时我们这里发生的那样……此外,这些地位如此尊崇的老爷们,尽管他们手下有大量的公差,但不轻信任何他人,亲自记录所有重要的活动和事情。
人类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必须遵从它。和解是最高的美德:不忍让和固执己见,是人格有缺陷的标志,没有什么东西重要得不能让步,像人的报酬或享受或职位等等。
但是当他活着并作为地方长官的时候,对于成千上万的人来说,他是惟一的和绝对的权威。中国的统治者本身即是精神导师,是世界的全面主宰者-独一无二的角色,在任何其他的法律制度中无人可以企及。这个自然秩序并非是人为的;它存在着并以其自身为存在的理由。他只留下一个孙子,但是现在活着的他的后裔却有几千人之多,并且成为中国惟一的世袭贵族。因为儒家的哲人们即使在宽泛的界限上,也从来不系统阐述或明确界定自然法;但一般来讲,中国人注重把温和、仁慈、公平作为社会关系的指导性观念。孔子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摘自(美)约翰·H·威格摩尔著,何勤华、李秀清、郭光东等译:《世界法系概要》上册第110-1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由于这个自然秩序中的各个要素是相互依存的，所以对任何一个要素施加影响也会对其他要素产生作用……这种理论在政府和司法领域引起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最为重要的是:这种自然法并不服从实在法，即体现人类经验和智慧的法律的优先地位。
由于这个原因,在他们那里不可能有虚假的证词,而不像我们这里经常发生的那样。中国人并不认为在法律上有绝对的对与错。
德国法学家普赫塔(Puchta)曾简要地阐明了正义与法律之间的对立:法律上的关系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关系,可被称作法律关系。这样吧，假设一个人久病之后刚刚康复,为了支付医疗费用,为了购买家用必需的物品,由于他现在经济比较紧张,同时为了能够重新谋取生计,他到一个关系很好以前曾受他帮助的邻居那里,按通常的利率借得了一笔钱。
但是直到他供认那一刻为止,不可否认,外国人对地方治安法官的对立情绪是很强烈的。在诸多世纪里,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经受了几次来自北方的征服浪潮;现在仍然护卫着他们庞大城市的宏伟的城门和城墙,就是中古时代后期军事斗争的遗迹。4.儒家哲学(或中国人的特性)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结果是,调解和互相让步被视为公正的理想要素。然而对一些中国人来说,此种类型的正义是完全异质性的。
地方官员对身在北京的皇帝负责保证法律和秩序,保持人民的安宁和繁荣,这些只是通过结果来判定的,假如他没有能够发现并且惩处某件声名狼藉的杀人案或抢劫案的犯罪者，几乎肯定被罢黜职务。因此,在我们达至法律概念的特定关系之前，肯定已经发生了不少改变和删减。
在这样的政府体制中，一半的成功依靠官员个人的技能和公正,另一半是依靠详细的法律规定。乔治·斯通顿先生(Sir George Stauntop)，就是翻译了清朝法典的那位外交官,在对中国制度的一些积极精神和政治优点发表看法时,将这些长处归因于最终地,一个刑事法律的体系，如果说它不是最公正和最稳定的,至少在任何曾存在过的法律体系中是最全面最统一的,而且它的设计最适合于它所针对的民众的性格"。
另外一个值得受称赞的美德是,身为像王子一般受尊敬的人,他们还能如此耐心地加以倾听一个很好的事例是1876年我在汕头的亲眼所见。
地方官员对身在北京的皇帝负责保证法律和秩序,保持人民的安宁和繁荣,这些只是通过结果来判定的,假如他没有能够发现并且惩处某件声名狼藉的杀人案或抢劫案的犯罪者，几乎肯定被罢黜职务。在中国各地方通行的实践中,法庭的民事判决只有当败诉一方表示接受时才被履行:因为对一个自由意志施加强制是违背自然法的。就在孔子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公元前400年至前200年),又出现了一批哲人-被称作法家-他们彻底抛弃了人治的信条,赞同法治的学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因此,统治者的政情如何植根于他的性格与行为。
所以说,中国人的政治艺术更加依赖于统治者的智慧与谨慎,而不是法律条文。它可以被延伸或修改以便符合更高的公平感。
对于盎格鲁-诺曼的法学家来说,他们习惯于把严格的法律原则本身视为法律的至善来尊重,并且把法律公正看作不过是在一个不可妥协的规则体系中证明自身,这个引证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存在于他们的制度与中国固有制度之间的巨大差异。它会误导那些西方学生，他们没有意识到每个重要的官方行为或措施实际上或多或少都间接地受到民意的控制。
所有私人的权利(如我们所称的)都有着公共的利益,对它的侵犯会引起争吵、不公正和公众的不满，因此可以用刑罚来加以压制。结果在大量的证据下证明果真如此。
